怀念秦兆阳

日期:2017-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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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邵燕祥

(本文首发于2017年2月23日《南方周末》)

秦兆阳,湖北黄冈人。1938年在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工作,曾在陕北公学分校及延安鲁艺学习。后任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美术教师,冀中区第十分区黎明社社长,冀中军区前线报社副社长,《华北文艺》编辑。1949年后历任《人民文学》小说组长,《文艺报》执行编委,《人民文学》副主编,广西文联专职创作员,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当代》主编。(资料图/图)

秦兆阳是一个“舍身求法”,又“以身试法”的编辑家。回看他的一生,不仅看到他们那一代人从文从艺的道路坎坷崎岖,而且重新认识到他们的为人,是怎样的。

去年是秦兆阳(1916-1994)诞辰100周年,他离开我们也已经23年了。

我相信人们常说的,读其书,是对过往作家最好的纪念。秦兆阳少小离家,如今故乡的朋友呼应他平生的桑梓之情,推出其六卷文集。我们从这里可以找回“老芹”(秦兆阳笔名——编者注)的音容笑貌,更可以披阅他真实的灵魂。

秦兆阳大我17岁,是长辈。我和他直到1980年代才有了较多的过从。

1980年代他出版长篇《大地》时,我想起1950年代初《人民文学》选登过他的《出城记》,那是他构思和写作史诗式作品的尝试。他惊异于我还记得他早年未终篇的作品。我所以30年间印象不磨的原因,一是我出生在古城北平,四岁那年卢沟桥最初的炮声也就是我刻骨铭心最初的记忆,我当然惦念着所有那时从北平走出城去抗战的人的行踪。再就是在读到《出城记》之前,我已经和老秦同志有一次精神上的交集——大概是1950下半年,至迟不晚于1951上半年,我参加广播电台工作不久,我的第一个上级左荧和他的爱人黄都是延安鲁艺戏剧系出身,陕北台老播音员齐越又是朗诵爱好者,他们选定了秦兆阳刚发表不久的《小燕子万里飞行记》,找上我一起演播。那时候还没办起专对少年儿童的广播节目,是在一般文艺节目里播出的,据说反响不错。

1954年,宋庆龄先生的中国福利会主办的全国首届儿童文学评奖,我的一首诗获得二等奖,很高兴;同时在名单上看到秦兆阳的《小燕子万里飞行记》获得一等奖,更高兴,我们的节目因此可以增加重播的机会呀!授奖仪式举行时我正在长春汽车厂工地,失去了跟秦兆阳和好多位我心仪的老作家见面的机会,不免又有点遗憾。

不过这个遗憾不久就得到弥补。那一两年,我多次到东总布胡同22号作协,参加诗歌组的活动,有时候就遇到秦兆阳穿堂而过,那时候还不是“老芹”,而是风度翩翩且意气风发,脸上常挂着笑容。

后来老秦辑成《农村散记》的许多篇章,不但在《人民文学》刊出,而且《人民日报》多次选登。那一阵子《人民日报》取消了文学性的副刊,第三版上偶尔刊发文学作品就格外引人注意。我在外地采访,从《人民日报》看到一两篇农村散记以后,每天报纸一来,就问有秦兆阳的文章吗。记得最清的是那篇《王永淮》。我后来说过,秦兆阳下乡的路,跟回家一样熟悉,就是从那些文字得来的印象。他对他生活、战斗过的冀中平原,平原上共过患难的人民,不仅是熟悉,而且从心里热爱。他写到那里战后恢复的日子,让我们感到了平原上洒满了阳光,升腾着庄稼生长的青气。

我相信,秦兆阳随后的文学生涯,他在写作和编辑工作中,时时牵念着他的冀中,冀中的房东和老少乡亲,在饱经残酷的战乱之后,应该有更好的生活,他是在为包括冀中在内的所有中国人能过上更健康合理的生活而思考,而奋斗的。他反省自己从事的这个行当,不应该只拿公式化概念化的货色敷衍塞责。

于是有了他1956年的“求变”,和1957年的“惊变”。

他在调任《人民文学》副主编之始,就在编辑部宣布,要将《人民文学》办成俄国19世纪《现代人》那样的第一流刊物,要有自己的理论主张,不断推出新人新作。

1956年4月号《人民文学》,以头条地位通栏标题,隆重刊出了《在桥梁工地上》,记得前面加了应是秦兆阳亲手撰写的编者按语。“编者按”固非新事物,但自从胡风案以“编者按”开场,这才让人们记忆犹新。不满周年,秦兆阳就接过这个“寸铁”手段,显示了大刀阔斧改进刊物的决心。这一下吸引了文艺界的注意。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都关注着下一步还有什么动作。广大中青年作者已经纷纷试手“干预生活”。《人民文学》接着发表了一系列别开生面之作,突出的有《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还有新手王蒙出手不凡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另外,像耿简(即柳溪)的《爬在旗杆上的人》,耿龙祥的《明镜台》,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等,大概也都在酝酿中(后面几篇由李清泉经手刊发在《人民文学》1957年7月的特大号上)。所谓争议实为反对的营营之声,也随之大作,仿佛预示着什么。

而就在充满不确定性的1956年9月,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在《人民文学》发表,署名何直——真是何其直也!

说起何直这一长篇论文,不仅仅是1956年4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产物。早从斯大林问题由赫鲁晓夫首先提出以来,苏联文学界即已解冻,波及社会主义阵营多国。秦兆阳当然不免会受到当时苏联等“兄弟国家”文学界思潮的某些影响,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又绝不能简单看作这一国际思潮的产物。我们在收有此文的《文学探路集》里,可以看到早在1951年秦兆阳就写了《论一般化公式化》,嗣后陆续写过多篇探讨这一问题的文字。都是从中国当下文学的实际问题出发的。此时此刻高张“现实主义”的大旗,就不仅是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克服“公式化概念化”,而确实把矛头指向教条主义,想把整个文学创作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走上一条“广阔的道路”,让作家的政治胸怀和文学视野都更广阔,及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过去认为“非本质,非主流”而忽视了的那些事象,实现多元化和多样化。

一个忠实于生活、忠实于自己心灵良知的作家,面对生活中必然存在的矛盾冲突,必然要走向批判。这就是西方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命名的由来。1956年《人民文学》上秦兆阳经手发稿的一些作品也符合这一规律。

秦兆阳为现实主义的新生和重振,做出了义无反顾的牺牲。他的后半生,如果从1975算到1994,勉强20年,其间他长期担任《当代》杂志主编,继续为现实主义文学殚精竭虑。在整个1980年代,我每到北池子大街横二条去看望小说家、评论家、散文家、诗人、画家、篆刻家“老芹”,却总是发现他在认真且较真地为《当代》看稿,不能忘记他是一个“舍身求法”,又“以身试法”的编辑家。

回看秦兆阳的一生,不仅看到他们那一代人从文从艺的道路坎坷崎岖,而且重新认识到他们的为人,是怎样在战争和“运动”中“炼”出来的。如我多少有所知的那些名字,不算最“红”的老作家黄秋耘、吴伯箫、严文井、严辰、孙犁、韦君宜,他们固然也个个受到历史的局限,但觉他们在我面前树起了永远的正面的表率,可以说,他们也像五四后一两代文学家一样,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长跑的传棒者,传薪的续火者。他们曾把希望(秦兆阳常常念叨的“生机”)“看好”在后人身上。我想,大家读其书而知其人,我自己更应该好好地以他们为师,同时希望有人好好地研究他们,发掘和阐述他们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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